車子繼房子之后，越來越成為吸引公眾眼球的事物。

　　近年來，全國機動車保有量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長。截至去年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到7398萬輛，這個天文數字的背后，隱藏著多少經濟利益和甜酸苦辣，無人能夠統計和形容。

　　2002年8月6日的兩則新華社電訊，都與車子有關：其一是我國機動車號牌選號方式將進行重大改革。公安部即將啟用的《試行“2002”式機動車號牌號碼編排規則》規定，從8月12日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4城市的機動車車主，都可為新車選擇一個能體現個性的車牌號碼，試點成功后，新方式將在全國推廣。其二是，浙江省交通廳運管局一名處長因在車輛年檢制度改革聽證會后用語言威脅反映情況的代表，被免去了處長職務。

　　老式車牌弄了多年，發牌的權力部門權力人士預先搶注、內部預留車號牌以及從中進行權力尋租等違規行為，多為世人所詬病。新車使用新車牌，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制度安排——按有關方面的說法，新式機動車號牌的管理基本實現了“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我之所以不說這是“制度創新”，因為人家老外老早就這么干了，我們現在無非是學學他們的“通行做法”而已。

　　車牌換新的了，但車檢還是舊的。今年7月3日，浙江省召開了第一屆車輛年檢制度改革聽證會。這是一個試圖改革舊有制度的舉措，當時在浙江引起強烈反響，包括筆者所在的媒體都作了大篇幅的報道。會上代表普遍反映：公安與交通部門均設立了車檢項目，其中部分項目重復，造成車檢效率低下，這樣的車檢甚至為部分車檢部門及辦事員提供了牟取個人利益的良機。蕭山某駕校教師江慶興在聽證會上發言時，抨擊了蕭山一些車輛檢測站的無理做法，如：隨意索要修理費且不出具正規發票；要求出租車司機車檢前繳納500元的維修發票，增加了車主的負擔，而檢測站旁就有維修廠，提供“現場購買發票”的服務。會后，浙江有關方面進行暗訪，證明代表所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當即要求相關的維修廠立刻停業整頓。然而，江慶興一番直言招引來了種種威脅，甚至浙江省交通廳運管局的一名處長也親自出馬，“對他進行了語言威脅”。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制度改革絕非易事，特別是涉及“利益群體”巨大利益的時候，制度的改革變遷就陷入了僵滯狀態。相比于“一輩子”只上一次車牌，這個年年要進行的車檢可是存在著巨大的利益空間。“公安與交通部門均設立了車檢項目”，你不要以為他們以及他們中執行操作者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若干年前，筆者曾體驗并“監督”過一個親戚送車子受檢的全過程：你的車子必須在車檢所院子里的修車所掏錢修理，然后一次次開著車子去過一道道關卡，多數關卡你是“過”不了的，然后再修，修了再去過，反復折騰，大半天下來還是不行，最后你得“主動”找那修理工，掏錢之后，他們將你的車開去過關，很快所有的關都過來了，所有的章都蓋上了，而你掏出不菲的錢當然是有“行情”而無發票的。

　　所以，當一項制度傳遞的信息是能夠快速方便地進行尋租的話，利益集團就會拼命維護舊有制度，拼命爭取更大的管制或壟斷——即使一下子難以獨家壟斷，那么也要像車檢項目一樣——“公安與交通部門均設立”。

　　當制度變遷就陷入僵滯狀態。這種狀態維持的時間越長，公眾利益的損失就越大，因為利益集團尋租產生的結果是“零和博弈”——一部分人收益增加，必使一部分人收益減少；而更為糟糕的結果是，利益集團產生的“利潤”是一種錯誤的利益信號，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被置于扭曲的狀態，得益者不是努力培植資源，而是進一步尋求權勢和“制度”的保護，結成更強大的利益共同體，使制度的創新與變遷變得更為艱難。

　　為此，我向致力于制度創新以及創新制度落實的人——無論是部級官員還是聽證會上說過幾句實話的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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