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限讓脆弱車市再遭重創 北京實施歐四

　　汽車市場剛剛出現的復蘇跡象如今又煙消云散了，希望得到喘息的車市因為油價上漲和環保標準提升的消息再次受挫。北京宣布將在２００８年實施歐洲四號排放標準，盡管環保部門保證會盡量減少對消費市場的傷害，但在去年的“滑坡”中元氣大傷的汽車企業和汽車市場，已經脆弱到只差一個手指的力量就要崩潰的地步了。

　　廠商成本再添未知數

　　北京提前實施歐洲四號排放標準目前尚未成為事實，然而企業必須在預算中打入這一項。

　　按照國家發改委產政司向本報提供的說法，北京市實施歐洲四號標準必須經過國務院的批準。而目前北京市還沒有通過這一關。“２００２年修改的《大氣法》最重要的增改就是明確地方提前實施國家標準必須經過國務院批準，同時不得以技術的方式對在用汽車進行改造。”發改委人士的說法明確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２００８年前買的車輛不用擔心新標準，“新車新標準老車老標準”仍是既定政策。

　　但廠家就沒那么幸運了，他們必須為３年后的銷售車型未雨綢繆。“北京、上海提前實現相當于歐洲三號的國家排放標準是經過國務院批準的，目前提前實施歐洲四號標準還沒有獲批。”中汽協會副秘書長楊杰表示：“從北京要舉辦奧運會的角度講，這一標準提前實施是符合國家總體部署的。”歐洲四號標準實施箭在弦上，企業卻蒙在鼓里。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汽車價格的變化和企業為達標多花的錢數，可惜行業內仍無法估算這個成本，”楊杰稱，“但有一個概念可以明確，那就是汽車改造的成本和油品改造的成本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國內的油品改進得好，可能汽車企業需要研發和提高的部分就要少，花的錢也會少一些。”

　　楊杰舉例說，按照德國大眾和中國汽車技術中心專家的測算，假設國內油品來自歐洲北海輕質原油，或者汽柴油質量和歐洲當下情況相同的話，即使使用已經淘汰的化油器車型，其排放水平“至少也能達到歐洲二號標準。”可惜的是，中石油和中石化已經明確表示，要達到歐洲四號排放標準，國內油品的煉制成本增加是顯而易見的事。楊杰笑談：“去年到今年，兩大石油企業大賺其錢，現在還要為達標歐四而訴苦；國內的汽車企業在全社會的壓力下頂著成本壓力降價，現在還要為新標準掏錢，卻沒有人聽他們申冤。”

　　汽車企業的動作不算慢，只是花錢的時候心里沒譜。“我們已經為達到歐洲四號標準做研發工作了，”天津一汽夏利股份公司銷售副總蘇連元說，“現在夏利、威樂和威姿已經達到歐洲三號標準。但是要達到歐四標準還有距離，這個成本目前無法估算。”根據蘇連元提供的情況，天津一汽產品在北京市場的銷售量占全公司的１５％左右，一季度超過３萬輛的銷售業績中，有接近１萬輛是在北京賣出去的。三年內實施歐洲四號標準對于單車利潤不高的天津一汽來講并不容易。北京市場日益重要，如果因為達不到歐洲四號標準而丟掉，那顯然是不劃算的。以此類推，像天津一汽這種普通經濟型轎車廠，為歐洲四號而付出的代價要比中高級轎車高得多。

　　神龍汽車目前的主力產品就是富康，標致３０７則是提升品牌和沖擊中級車市場的利器。神龍總經理助理劉齊心稱：“針對這件事的預案我們早就有了，差不多兩年前就已經考慮到北京要提前實施歐洲四號標準。技術上不會手忙腳亂。錢主要是用在發動機改造上。”

　　與普通轎車相比，商用車特別是柴油商用車受歐洲四號的影響更大。按照專家介紹，在環保標準提高的時候，新車研發成本主要發生在發動機的電控系統上，特別是柴油車發動機，技術改進花的錢也最多。楊杰說：“從單車成本來講，由于國內的柴油車大都是商用車，所以改造發生的費用也相應比轎車高。而國內的柴油質量與國外的差距更大。”如果再考慮到國內柴油產量只占成品油的三分之一，石油煉化企業不愿意為改造柴油而多花錢的話，歐洲四號標準的壓力等于主要壓在了廠家身上。

　　局部利益為何讓公眾買單

　　北京市要舉辦一屆成功的奧運會，那么必然要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向全國人民交一份滿意的答卷，但歐洲四號標準應該怎樣實施卻是一個問題。在這種時候，地方政府通常表現得沒有足夠耐心。

　　近幾年有關汽車使用環境中地方政策的非議已不鮮見。比如上海市私牌拍賣，一張牌照居然要占到購車成本的１０％～５０％，甚至更多，而且幾年內還限制二手車轉讓，這種明確的地方保護卻只受批評而不受限制；湖北省為保護自己運輸企業和控制當地企業的物流成本，規定超載不超過５０％不許罰款；北京市部分出租公司被要求強制配車，伊蘭特和索納塔的數量不得低于８０％。一些國家部委在單獨制定政策時也沒有排除局部利益的誘惑，如科技部一些干部只強調發展電動車，而對燃料電池和氫動力視而不見，就帶有一定的先入為主的偏見。這些對產業總體發展不利的局部政策總是像地震一樣突然而至，令市場和企業防不勝防。

　　地方限行、限售的政策，表面上是限制企業，實際上是在未經利害關系人參與聽證的前提下，單方面地增加了全社會交通成本。在社會的抨擊下，地方大限還是不斷出現，局部利益總能在各項地方政策中偷偷地體現出來，然后堂而皇之地被執法行為落實。國家發改委一些官員私下表示，地方每出一個新政策，總有少數單位和機構獲利，這也讓社會對地方的各項超前政策表現出更多的懷疑。

　　其實，對一個環保問題有很多解決方案，楊杰稱：“達到環保目標的技術手段不同。隨著國家能源戰略的明確和實施，油品質量的改善完全可以實現地方的環保標準。”綜合考慮幾種技術手段，讓各部門的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均衡，雖然這種做法比只治理某一環節，比如限制汽車整車銷售，要復雜得多，但卻能保證平衡發展。

　　廠商面對諸多地方大限，成本還只是一種看得見的痛，多花了冤枉錢的企業面對生產資料上漲、低價競爭等難以撼動的困局，恐怕沒有多少承受能力來應對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