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交強險閃現部門利益長長背影

　　交強險出臺一年來，接連遭到車主的質疑。更有900名車主委托律師起訴保監會，起訴的理由是認為交強險存在五大不足，即“無責賠付，給有責方‘不當得利’；費率構成、厘定程序及決策過程不透明；保費過高，保障過低”。盡管法院以“不屬受理范圍”未予立案，但其中所暴露出來的規制問題還是很明顯的。

　　在規制理論中有一個俘獲理論，它認為，規制機構實際上代表了社會的某一特殊利益集團，規制的整個過程最終將變成是為被規制的產業服務，規制者被規制的對象所俘獲。俘獲政府規制即促使政府進行規制的，或是規制對象本身，或是其他有可能從中獲益的人。政府規制與其說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毋寧說是為特殊利益集團尋租的結果。英美國家出現的放松規制運動，與此是有很大關系。

　　暫且不論在此次交強險的出臺中，銀監會與保險公司是否結成利益集團，此次交強險侵害廣大司機的利益（尤其是守規司機的利益）則是客觀的事實。

　　首先，交強險中的“無責賠付”造成違規收益大于成本，容易縱容違規。交強險中關于“無責賠付”的規定非常籠統。如果責任者是非機動車或行人，這種規定無可非議。然而，“無責賠付”的規定卻沒有對此做出明確界定。不管責任者是誰，受損害的一方（人或財產），不管損害大小，也不管是否可以協商解決，都會得到賠償，而且是相互賠償（最終是差額賠償）。這種做法，一是加大了交易成本，因為這其中既有大量的時間消耗，又有各當事人之間大量交易上的物質支出（如話費、交通費、誤工費、保險公司之間的交易費等等）；二是無形中造成有責方違規收益大于成本，這里的違規收益并非僅指物質上的收益或傷痛的減輕，而是指廣義的收益，它既包括精神上的滿足，也包括物質上的獲得，后者是違規應遭處罰額加上凈賠付額。這里的應處罰有兩種情況，其一是應處罰而沒有處罰或處罰較輕，其二是應重罰而沒有處罰或處罰較輕，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遭到處罰或處罰較輕就轉變成了有責者的收益。考慮到凈賠付，這種雙重的收益加上精神上的滿足，會縱容違規者的違規行為，甚至還會激發“碰瓷者”的犯罪行為。

　　其次，交強險保費高于商業性的第三者責任險，而保障則低于后者，背離了交強險的公共性。交強險保費是1050元，賠償限額只有6萬元；而同樣保費的商業性的第三者責任險，賠償限額至少10萬元，兩者差距顯然很大。眾所周知，企業存在的目的是獲取收益最大化，賺錢是其天性，保險公司概莫能外；而規制機構考慮問題、制定政策法規則應著眼于公共利益，不能以營利為目的，盡管存在社會收益，但沒有私人利益，否則就失去了規制的意義。保監會作為保險業的規制機構，也同樣如此。然而，從交強險的實際操作看，似乎其營利動機比保險公司還要強烈得多，這與規制的公共性極不吻合，相反，是對公共性的嚴重背離。

　　再次，與第二點相對應，交強險客觀上確實存在著暴利。相對于商業險，同樣賠付下的高保費，或同樣保費下的低賠付，使得暴利成為客觀必然。保險公司的商業險不會“賠本賺吆喝”，既然它們能夠盈利，那么毫無疑問交強險的盈利會高得多。退一步說，即使商業險盈虧平衡，交強險的高保費和低賠付也同樣能夠保障其盈利，一些保險公司對交強險的打折銷售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實在是令人費解。

　　實際上，這里的集團利益就是部門利益。部門利益是很多國家的痼疾，即使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部門利益也同樣存在，有的還比較嚴重，這也是一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為什么要放松規制的原因。因為只要存在規制，就難免尋租和創租行為，從而產生大量租值耗散，即無謂的財富損失；而放松規制卻可以帶來巨額收益。如美國放松航空業規制每年帶來137至197億美元的收益，放松鐵路業規制每年帶來104至129億美元的收益。一正一反，放松規制帶來的社會收益是十分巨大的。

　　中國的市場還很不完善，尤其像金融（比如保險）這類市場，不規范程度更嚴重，因此，規制還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規制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既有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為了增加既有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就保險市場來說，規制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或增加保險公司的利益，而是通過規范保險市場保障廣大投保人的利益。在這方面，我們很多規制機構做得遠遠不夠。

　　不過，從規制理論來說，試圖讓規制機構完全著眼于公眾利益，也是不太現實的，因為它們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俘虜。因此，從長遠來說，在規范市場的條件下，及早放松規制才是根本性的解決路徑。（高明華 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