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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生產廠商，國家怎么規定，我們就怎么做，我們不會說罰多了罰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大眾汽車公司有關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的《召回規定》既然是一部法規，就該照著辦。”
“盡管存在一些有爭議的細則或內容，可起碼我們有法可依了。”一汽轎車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認為，《召回規定》不僅保護了消費者，也保護了汽車廠商。有時只是因為一輛汽車存在缺陷或瑕疵，消費者就找媒體曝光，而廠商怕鬧大了會有不良影響，不得不做出很大的讓步。
北京現代汽車公司銷售本部售后支援科科長李健維認為，對隱瞞汽車缺陷如何處罰和判定，在實際操作上會有一定的難度。“光靠處罰肯定解決不了問題。”中國汽車召回網吳先生認為，行政處罰的力度受國家有關規定的約束，如果廠家隱瞞缺陷的話，車主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廠家有聲譽被毀的危險。因此對廠家來說，風險不僅僅是罰款。
日本三菱汽車公司自1992年8月以來，共隱瞞了155起汽車零部件質量問題，其中的42起為存在“重大事故隱患”，必須召回。今年這次丑聞讓10多名前三菱高管被捕，三菱的信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
有人擔心，在汽車召回制度完善的日本，尚有廠商鋌而走險，那么，處罰力度不足的中國呢？如果這個規定僅建立在汽車廠商的誠信或依靠車主的民事訴訟上，人們不能不質疑《召回規定》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當初行政處罰限額的目的是為了限制行政機關亂罰款。現在看來，對違法行為不但要罰，而且罰款數額應比違法所得要多，只有這樣，違法者才會感到疼。”姜明安說。
規定罰款限額合不合理
無論是國家質檢總局的官員還是法律專家，都提到了“最高罰款3萬元”的處罰條款源自“國家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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