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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韋伯(Oskar Weber)是德國權威專業汽車雜志AMS(汽車、發動機與體育)的國際部主編，和他談汽車是一件輕松的事，因為這個話題既是他的專業，也是他的生活，“事實上，很小時候就開始與汽車打交道了，因為，轎車就像我們的家庭成員一樣。從我記事的時候起，它就是家庭的一個分子”。同幾乎所有的德國年輕人一樣，他從18歲開始正式擁有了自己的轎車。 談到駕駛習慣，奧斯卡·韋伯說，“唯我獨尊的駕駛風格是很殘酷的。”他說，西方社會有比較文明的駕駛習慣和風格，這個文明習慣用了30年到50年才得以最終形成。談到中國人的駕駛習慣，奧斯卡·韋伯的看法居然比我們要樂觀，“一定會的，中國人將來也會有良好的駕駛習慣，汽車終將教會我們怎樣生活。而且，中國人好習慣的養成時間可能還會更短一些，可能10年或者15年。” 記者：德國司機有很好的口碑，在很多人印象中，德國人駕駛轎車非常遵守規則，可據我所知，最早的情形似乎并不好？ 奧斯卡·韋伯：很糟糕，很差。遠的不說了，二次大戰結束后，大家都很窮，那時期汽車很昂貴，開得起車的人并不普遍，而且駕駛技術也不怎么樣。大概到了上世紀70年代，汽車在德國家庭已經很普及，人們的駕駛技術提高了很多，汽車本身的性能也有了很大改進，這以后，才有了現在大家看到的樣子。 記者：您在德國經歷了轎車進入家庭的全過程，中國目前則正在經歷“轎車家庭化”，人們對駕駛的認識還剛剛開始，對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您一定印象深刻？ 奧斯卡·韋伯：當我們開始駕駛轎車的時候，德國已經成為一個轎車社會，如果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計算，德國也經歷了差不多50年的時間，人們才最終形成良好的駕駛習慣。法國、意大利以及比歐洲更早進入汽車社會的美國，差不多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轎車進入家庭有一個過程，人們開車需要遵守規則，就如同一個孩子的成長，他最初要學會站立、走步，然后才可能學會跑……在這個過程里的孩子需要營養、教育等等。當然，即便出于本能，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受規則的約束。可如果不按照規則去做，嬰兒學步跌跟頭就可能很慘，而以唯我獨尊的風格駕駛的后果甚至就是致命的。 記者：在您個人經歷中，汽車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奧斯卡·韋伯：像所有青年人一樣，我一直希望擁有自己的轎車。1975年高中畢業后，我得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第一輛轎車，那是一輛雷諾汽車公司生產的被稱為“鴨子”的小型轎車。在當時它非常昂貴，價值4000馬克，我當時沒那么多錢，“鴨子”是祖父對我高中畢業的獎勵，燃料和必要的維修費用需要我自己打工補貼。 大學畢業后，我成了一個報道汽車的記者，我先后換過很多型號的轎車，現在我有4輛轎車，四驅動的奧迪、捷豹、阿爾法·羅米歐，另外還有一輛貨運小車。這4輛轎車能滿足我的不同需求，德國的冬天很潮濕，并且道路經常很濕滑，所以需要一輛動力性能和制動系統比較好的轎車，奧迪正好能滿足這方面的需求。捷豹當然是一款運動性能和舒適性能都很高的轎車，阿爾法·羅米歐是我們那個年代非常風靡的轎車，我保留了年輕時代的回憶。 記者：您的孩子是否也已經成為汽車社會的成員？和長輩們相比，他們的眼光在今天有哪些變化？ 奧斯卡·韋伯：我有兩個孩子，兒子已經在讀大學二年級，女兒剛剛高中畢業。我的母親還有一些積蓄，她老人家給了孩子們數目可觀的一筆錢供孫子和孫女買車！孩子們可以有兩種選擇:要么每人購買一輛自己喜歡的轎車，但不能超過1萬歐元;或者只購買一輛轎車，兩人共同使用。結果，孩子們選擇了MIMI轎車。我從頭至尾沒有參與他們購車過程，在我看來，第一輛轎車這樣昂貴并不是很聰明，但是，孩子們長大了總要用自己的方式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記者：您曾經多次來中國，能談談對中國人駕駛轎車的感受嗎？ 奧斯卡·韋伯：實話實說，感受是糟糕的。在中國的道路上，規則似乎沒有什么作用，看上去就好像誰的轎車動力強大，誰有一個特殊的牌照誰就可以唯我獨尊。還有，我注意到，在中國高速公路上，有些司機很長時間占用快車道，而自己轎車的性能又不是最好，這樣的行為是不道德的，我不欣賞這樣的駕駛風格。在一個汽車已經社會化的城市里，人們更加應該注意相互忍讓和愛護，尤其對行人和孩子，駕駛轎車的人要特別禮讓。 記者：在中國的確有人開車不太遵守規則，能談點建設性意見嗎？ 奧斯卡·韋伯：其實我沒有太多批評的意思，這是汽車社會化必然要經過的一個過程。在德國，汽車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消費文化，汽車在社會生活中已經生根，中國出現大量的私人轎車是最近幾年的事情，而且發展速度很快，經過一段時間，人們會漸漸認識到遵守交通規則的重要性。 成為一個文明的交通參與者，我理解要具備兩個條件：首先，要對轎車感興趣，其次要了解汽車的技術，現在的轎車里有越來越多的技術，掌握這些技術會讓駕駛成為一種享受，但是，永遠不要忘記，自己享受的同時不能影響其他交通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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