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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
像廣州本田和天津豐田一樣，新東風至關重要的總裁一職由日方擔任，與歐美在華合資汽車企業形成鮮明對比。但廣州本田和天津豐田的中方是在企業的衰敗時期開始與日方合資的，由日方掌管經營管理大權順理成章，而新東風的中方正值企業的振興時期，在股比對等的情況下為何要讓外方來職掌經營管理大權，其中包括管理民族品牌的大權呢？套用卡羅斯.戈恩的話，是為了“給新的公司帶來我們獨特的多職能管理經驗，豐富的產品種類，廣泛的技術能力和Nissan全球品牌優勢”，“要國際的標準引進，把國際的做法引進”。苗圩稱：“我們將來的衡量目標都是國際上大的汽車公司的指標。”
身為新東風總裁的中村克己代表誰？這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卡羅斯.戈恩稱：“在今天的董事會之后，中村克己先生就將代表新東風而工作，不再屬于日產。新的管理經營委員會將就公司的業務計劃和經營管理方面的事務進行決策。”換了中方，誰敢說作為合資企業總裁的中國人“不再屬于中方公司”？不知道日本人是否把“商業奇才”卡羅斯.戈恩也僅僅看成是外方利益的代表。
事實上，我們已經習慣與把合資企業管理層中的外國人看成是外方代表，把中國人看成是中方代表，唯獨沒有把他們視為是雙方股東利益的共同代表，以至于身為合資企業總經理的中國人經常做出“(合資)公司將繼續擴大與外方的合作”之類的公開表示，似乎合資公司本身就是中方，外方不過是體外之物，而外方也難免對號入座，與之形成互動，股東雙方的利益分歧往往直接表現在管理層面上。這為企業帶來多少內耗？不久前，某“嚴肅媒體”傳出消息說，某合資汽車企業中方總經理被撤職，原因在于盡管企業利潤很大，但他沒有為中方公司“拿回一分錢”，“利潤全都被外方逼著用于擴大投資了”。問題是，他作為合資企業管理層首腦，有那么大的利潤分配和投資決策權嗎？董事會的中方股東都干什么去了？是這個企業的機制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媒體有毛病——想當然地認為總經理應該只代表中方，并握有全權？
作為合資企業的總裁，理應對整個董事會的利益負責，完成董事會的戰略決策，而不應只對其中的一方負責。所以卡羅斯.戈恩一再強調：“支持東風是最重要的，東風的業績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斷的堅持這一點，主要的負責人，負責東風的人，就是我們的中村先生，他唯一側重的就是想東風，其他人有不同的任務，但是他和他的管理層負責使東風不斷優化，我們是來幫助他們，支持他們，使管理團體有一個強有力的目標，在中國以及中國以外有一個直接的支持，這樣他們就能做得很好。”
苗圩說：“我們首要的工作是迅速的把雙方的高級管理人員結合在一起，組建一個團隊。”作為這個團隊的首領，中村克己將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東風品牌商用車的研發、生產、管理及銷售呢？東風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一位日本人來對自己的品牌指手劃腳？作為采購部門的負責人，長野繁樹如何解決那些“中國特色”的問題？事實上，零部件采購是整車生產至關重要的一環，直接決定整車的質量、成本乃至競爭力，卡羅斯.戈恩正是靠其在這一環節上的殺手锏叱吒風云，制造了力挽狂瀾的“神話”，獲得了“成本殺手”的美名。如果長野繁樹掌握了卡羅斯.戈恩的絕技，那么在中國能行得通嗎？
中村克己說得不錯：“這些供貨商，如果質量、成本都很有競爭力的話，我們非常高興新公司和他們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我們不在乎是從中國公司(還是從其他公司)采購，關鍵是他們的產品、質量、研發能力。”但如果長野繁樹真的一刀斬斷了那些質量、成本有問題的老供貨商，特別是那些東風品牌商用車的傳統供貨商與新東風的聯系，粉碎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那將會在企業內部、企業之間及有關部門中引起何種反應？如果他把零部件訂貨單交給了日本公司或在華日資企業，結果又將如何？輿論傾向會如何？我們會從純粹的商業游戲規則的角度看待這類問題嗎？
卡羅斯.戈恩或許意識到了“中國特色”問題的難度，所以一再說，“我們對中國的環境也非常的尊重”，“我們的公司有這樣一個傳統結盟的文化、合作的文化傳統，來來自不同的國家一起愉快的工作，有日本人、美國人、法國人在一起……日產的特點是遵從各國的文化”。但他同時強調：“我們有一個側重點，這個側重點就是公司的業績。”中村克己也說：“為了實現這一些很好的商務計劃，我們必須很好的調查研究，看看我們公司現在的情況，看看公司的人心理想的是什么，是按照什么樣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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